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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长沙走出去的清官大吏——记中国“近代教育之父”张百熙

发布日期:2020年07月29日     来源:长沙县档案馆

  从长沙走出去的清官大吏

  ——记中国“近代教育之父”张百熙

  章资超

  从省城长沙往东,驱车S207线,很快就进入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境内,遇村民一问、一指,你很快就能寻到张百熙的墓园。这里叫做泉井冲,青山萦绕,绿树滴翠,溪水潺潺,山谷幽静……,沿高山蜿蜒而下的台阶,从山脚拾级而上,迎面看到的是长沙市政府所立的墓碑,碑文恭书:“张百熙(1847——1907),同治进士,曾任清廷六部尚书及政务大臣,在任管学大臣时,奏请变更科举,兴办学堂,各府均设中学堂,各县均设小学堂,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。”其碑文寥寥数语,却囊括了他的历史功绩。

  放眼眼前的墓园,青山环抱,墓址开阔。墓基占地约100平方米,墓前立一石祭台,墓后立碑三通,圆形墓冢,三合土封顶。蓦听树稍上一声鸟鸣,却在寂静的山谷里久久回荡……

  伫立墓前,沐着拂拂春风,不禁叹喟:这座深山古墓,过去极少有人涉迹;这位已眠百余年的长者,亦少有人知名;若说起其的生平业绩,就连走访其这里的本村老家的若干年尊长辈,也难说出一二……呵呵,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如多的光环逐渐也淡出人们的视野,但他的为官清廉,他的力废科举,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大举革新的贡献,将彪炳史册,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。

  张百熙,字埜秋,亦作治秋。1847年出生于这山村乡野。年少时,正值中国多事之秋,他耳闻目睹了各帝国列强在中国疯狂掠夺土地,抢占资源,欺凌、奴役中国人民,而清朝政府却腐败无能,无力抵抗。故早在城南学院读书时,他就立下了读书报国,以雪国耻的远大理想。他30岁时中二甲进士,改翰林院庶吉士,从此步入仕途,并一路晋升,官至朝廷高位。当时清朝只有六部尚书,他先活担任刑部、礼部、工部、户部、吏部共五部尚书,最后又补任了邮传部尚书。一人任尽六部尚书者,凡历代政坛罕见。朝廷最后准备拜其宰相,拨款在其故里修建“梅花庄”,庄中有128间房子,两个大花园,屋后有一面大山坡。屋内雕梁画栋,宏伟壮观,时呼“宰相府”。

  因其几十年亲勉勤政,抚恤平民,政绩显现,朝野民间呼声甚高,清廷曾赐赏黄马褂,并赐在紫禁城和西苑门内可骑马等殊荣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张百熙的后代还完整保存着光绪皇帝及西太后在张百熙六十寿辰时,所赐“平和锡福”之巨匾。

  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,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,政位显赫,声名远播,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贡献最为突出的,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,他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,后尊呼中国“近代教育之父”。

  光绪二十八年初,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,负责筹办大学堂事宜。上任伊始,他就领先喊出办学要“开拓”“创新”的口号,并大刀阔斧,力废封建科举,创建新型学制。是年七月,他亲自主持拟定一整套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堂章程,被朝廷批准后称为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这是国家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制定的学制。

  改革、创建京师大学堂(即北京大学前身),是张百熙为官倾注心血最多的事业,亦是其平生最大的杰作,也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大贡献。早在戊戌变法前,张百熙就极为赞同,并积极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“废科举、办学堂”的思想,他向朝廷力荐康、梁二人,认为其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能,必须予以重用。

  兼任管学大臣后,他就力排众议,大刀阔斧的改革,创建京师大学堂。他认为,国家能有全新的教育体制,能有崭新的大学堂,就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,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,天下于是审治乱、验兴衰、辩强弱。”那时他就把教育视为强国固基之本,教育强国是他年少时就追求的兴邦之梦。

  上任后,张百熙废寝忘食,呕心沥血,物色人才,抗击非议,大举改革教育制度。于是,就有了那部全新的《钦定学堂章程》向天下颁发,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一个近代学制——壬寅制,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推行的完整的学制章程。它科学、详尽、合宜而操作性强,这是一座里程碑,这是一个分水岭,从此始,数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废除,中国翻开教育新纪元。

  办好京师大学堂,是张百熙创建新大学的尝试,他深谙办学,人才是成败的关键!他大胆指出,要“破除积习,不拘成例用人。”对主持大学的总教习人选,他尤为重视,他毫不犹豫地将美国籍总教习辞去,经多方物色,他选定“桐城派”著名学术领袖吴汝纶担任。而吴始以年事已高为由,不愿出仕。张百熙亲去吴住所,身穿大礼服长跪不起,他恳请说:“吾为全国求人师,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。先生不出,如中国何?”朝廷高官,这样衣冠跪拜,吴深为感动,即应允赴任而去。如此高官,而如此礼贤下士,如此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,历朝历代,恐也罕见。有此佳话,又有改革,创建京师大学堂之成功,此实乃已开中国现代大学之先河,难怪其时多呼百熙为“大学之父”。

  “士为知已者死”,张百熙思想维新,又如此器重人才,当时海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、仁人志士,一时云集京师大学堂,著名翻译家严复、名士屠敬山,王瑶舟、蔡元培等,都先后到大学堂任教。名流荟萃,学风开放,大学办得火红。

  在任期间,他还力推办实业、办工厂、办书局、办报馆、办医院,他总思虑着使中国能早日从封建落后的社会中走出来,走向文明、先进、发达的强国之路。

  由于他推新政,废旧制,积极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变法,尤其是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,他重用大批开明、进步的知识分子,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,疯狂攻击。至光绪三十年初,他在上任两年后,即被朝廷解除管学大臣的职务,使他更大的兴学救国抱负,再也无法实现,遭此变故,其深为悲愤。张百熙是儒官,擅诗工书,功底深厚,其书法为娟秀严谨的馆阁体,墨迹散见于颐和园排云殿,宜芸馆。他著有《退思轩诗集》,多忧国忧时之句,他曾诗云:“乾坤扰扰事未已,风雨潇潇秋可怜,万里不敢忘报国,诸君应用力回天。”

  张百熙一生清廉,在京城,在他的家乡,流传着他为官清正的很多故事。那年他任吏部尚书时,到湘考察,顺途回家省亲。其时他专程去拜访了昔日的同窗好友卢晓亭夫妇,待他走后,邻居们都围聚卢家,争睹这位大官送来的厚礼!因为他们知晓:卢是张百熙在家乡读书时最好的朋友,张去京城后,仍书信频繁;再则卢家其时家境贫寒,而这位官居朝廷一品的学友前来,肯定会有厚礼馈赠!想不到,张百熙相送的,仅只有一幅字画!这是张百熙恭送的一幅亲笔题字的画像,画中题字:“卢公晓亭大人乃家乡善士也,品行端庄性情浑厚;卢母冯恭人乃女中君子也,德性贞静。”字里行间,表叙了张对卢公夫妇的无比崇敬之情!这幅珍贵的字画,在卢氏后人中,作为至宝,从此代代流传。当时卢公感慨:“张无财宝相赠,有此字画,我足矣!朝廷有如此高官清吏,国之幸也!”这个故事,也从此在张百熙的家乡流传。

 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2月18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六十岁。清廷谕曰悼念,其灵柩回籍时,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,以 “用示笃念荩臣至意”。灵柩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故里,1908年8月葬于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。

  斯人已去,后人景仰。张百熙为官一生,俭朴清廉,旷世豁达,尤为礼款书贤,忠厚待人,更传美誉。张百熙的逝世,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,纷纷撰联悼亡。其时仍任教于京师大学堂的名士林琴南的挽联中有一句“一江湘水动悲风”,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。

  张百熙逝世后,其门生痛悼恩师,众助捐七千两银子,拟于京师大学堂为其铸铜像以作纪念,后因见其身后家境清贫,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“义善源”生息,以养遗属。由此,也足见其为官之清廉。他是从长沙走出去的真正的清官大吏。

  张百熙逝世后,按其心愿,归葬家乡湖南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。此时,有一伙盗墓歹徒,闻其是高官,夜里潜入盗墓,寻遍墓穴,既没金银,更无珠宝,竟一无所获。他们被抓判刑后,都感叹地说:我们就是盗一座地主老财墓,也能挖一点光洋银元,想不到,这样的大官,竟是一个穷鬼!这从一个侧面,再一次验明了张百熙的清廉。

  张百熙长眠故里。其墓园历经百年世纪风雨,静守青山。但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遭到大规模破坏,更令人心痛的是,上世纪八十年代,张百熙墓又两次被盗。但终于在2005年后,张百熙墓被长沙市政府、湖南省政府相继公布为市、省文物保护单位。随后,长沙县文物局将整个墓园完善,修葺一新,并专托村民保护,照看墓园。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——人民不会忘记!您就安息吧,凡对中国历史有贡献的,我们后人会永远纪念。

  再登张百熙墓园,已是春风荡漾……

  作者:章资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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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年9月18日,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率北大一行师生,来长沙县春华镇百熙村拜谒张百熙墓园。

  朱善璐说:张百熙先生是我们北大的奠基人,开山祖,我们理应跪拜,行大礼!

  每年清明、重阳、教师节时,北大、北师大师生都相继到百熙墓园来祭拜,悼念。因北师大是从北大分支而出,故北师大还是同认这位“老祖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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